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小荣说，ID：xiaorongshuo，作者：孙小荣

如今到处人满为患——

城镇上布满了居民，屋宅里住满了房客，旅店里住满了旅客，列车上挤满了出行者，餐馆与咖啡店里坐满了顾客，公园里到处是散步者，著名医生的诊室前挤满了病人，剧院里挤满了观众，海滩上挤满了游泳的人。

这个景象，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不会陌生，但它所描述的却是100年前西班牙，或者说是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城市大众生活场景。

在20世纪20年代，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加塞特敏锐地感受到一个新的阶层正在崛起，他将其概括为“大众时代”，并写了一本书，叫做《大众的反叛》，阐述了作为“大众人”的社会力量在现代的崛起，以及一个由“大众”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来临。

彼时的欧洲，随着科技的发展、工业化的崛起、人口的暴增、大众媒介对于知识的传播与普及，尤其是民主与自由思潮的涌动，原来隐身于社会幕后，一点儿也不起眼的平民阶层——大众，正在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消费力量，从“幕后”走向“台前”，并摇身一变，成为时代的主角。

在《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一书中，法国研究者安东尼·加卢佐同样记录了19世纪末欧洲和美国大城市的生活变革——

城市的大街小巷，开始出现“有闲人士”，他们无所事事，终日闲逛。“闲逛”作为一种看似“消极的无用力量”，推动了城市商业化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为了满足市民的闲逛需求，城市增添了很多休闲去处——

饮品店、动物园、剧院、音乐厅、马戏团、美术馆、餐厅、体育竞赛、剧场秀、世博会……城市越来越像一个可以满足一切“闲逛人士”需求的游乐园，城市建筑、公共视觉体验被商品化，“消费社会”与“景观社会”并驾齐驱。

“闲逛人士”乐于去各种新奇、刺激的地方参观，监狱、太平间、墓穴、屠宰场、下水道等场所，都无所不至，这些特殊的场合，面对游客带来的“商机”，不得不提供一些基础服务，以满足“闲逛人士”的好奇心。

“闲人们”在商店里开始砍价，打破了商品的价格垄断。“人们砍价的言谈举止就像集市上狡猾的卖马贩子”，顾客“为了砍几美分的牛肉价格，都得谈上几个小时”，最后有可能达不成交易，不欢而散。

这让传统的以精专手艺、温文尔雅地服务于城市精英阶层的商户们大跌眼镜。当我们如今熟悉的“逛街”这个概念出现的时候，欧洲的城市商店经营者曾强烈反对，拒绝那些不以购物为目的的“闲人”在商店里闲逛。

当我们今天面对无处不在、人潮涌动的“大众”，谈论“大众消费”“大众旅游”“大众媒介”，并将“大众”作为一种新消费阶层给予关注和研究时，比起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欧洲盛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众，这个曾被古塔斯夫·勒庞称为“乌合之众”，曾被王小波称为“沉默的大多数”的阶层，在知识精英奥尔特加看来，正在作为一种“反叛的力量”，对社会秩序、公共空间和文化结构造成强烈的冲击——

“我们正在目睹一场‘超级民主’的胜利，在这种民主当中，大众无视一切法律，直接采取行动，借助物质上的力量把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强加给社会。”

奥尔特加认为，大众时代的典型特征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的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

比如，“野景点”的泛滥！
歌德曾经说过，“随心所欲是平民的生活方式，高贵的人追求秩序和法律。”

由于大众的崛起对既有的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德国实业家（时任德国通用电气总公司经理、董事）、作家和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甚至将这种现象称为“野蛮人的入侵”。

奥尔特加认为，大众的心理存在着两个基本特征：一方面是他们生命欲望的自由膨胀，亦即个性自由的伸张；另一方面，他们却对使之生活得以安逸、舒适的造福者毫不存感激之情，并因此将大众比喻为“被宠坏了的孩子”。

当然，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都是过时的欧洲贵族、知识精英对“大众阶层”高高在上的鄙视。他们从文明视角和理性主义出发，对为所欲为、不受规则束缚的“大众”展开诸多尖酸刻薄的批判。事实上，作为资产阶级的他们，对“大众的崛起”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

在此之前的漫长历史当中，社会的发展是由少数精英人物来主导的，人类文明的成果，也是由少数精英人物来享用的。如今，大众正在占据着文明所开拓的每一块空间，使用着文明所创造的每一种工具。

在政治诉求上，大众开始与精英阶层分庭抗礼；在社会权力的攫取上，大众也开始期待与精英平起平坐。不断聚集的大众，正在日益取代少数精英。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沉默的大多数”似乎更能代表我们所看到的“大众”特征。但“沉默”，并非意味着没有欲望、没有诉求。

大众可能不会直接实现政治权力，也构建不起坚实的社会权力，但是他们的特立独行，足以掀起一场生活革命。

大众以知识精英看来“平庸的”“随心所欲的”“不受规则”的方式，力所能及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以“消费主义”迂回战术对社会秩序发起挑战。大众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把一切有用的、能用的资源，转化成了消费商品，推动世界迈向商品化时代，并加速推进以满足大众消费为目的的国际自由贸易的历史进程。

对于政治而言，大众可能意味着可能产生“大多数人的暴政”，但对于商业而言，大众一定意味着产生“大多数人的利润”。由于“大众”这个群体足够庞大，任何一个小小的大众消费需求，都可以衍生出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赚取无尽的利润。

谈到大众，我们会想起“大众汽车”。没错，1938年诞生的大众汽车，正如其品牌定位，是为了让普通消费阶层能买得起、开得起的经济型汽车。

众所周知，汽车的普及，不仅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重塑了城乡规划和建设的格局。时至今日，大众们的“汽车问题”，依然对城乡的规划建设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限行、摇号，拥堵，停车难，高污染……“野景点”之所以泛滥，跟自驾车的普及，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众消费，在制造商业机会的同时，也不断地衍生出新的难题。大众消费的多元性和自发性，在不断地拓展着消费的时空边界。“随风而动”的情绪化和即时性消费行为，则让社会管理和商业运营者，必须不断地调整管理和运营方式，以“变是永恒的不变”来应对喜新厌旧、飘忽不定的大众消费者。

大众人缺乏严肃性。在前不久去世的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让-吕·戈达尔的代表作《筋疲力尽》中，主人公米歇尔在电影开场时的一段独白，或许可以代表芸芸大众的心理状态——

“我们特别喜欢乡村

我很喜欢法国

如果你不喜欢海滨

如果你不喜欢山脉

如果你不喜欢城市

你受够了这些……”

《筋疲力尽》于1960年上映，但就这段独白而言，又与当下的大众心理何其相似——对生活感到厌倦，想追求一些新鲜的刺激，但又受够了一切，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带来新奇。只有不断地出走，才能在差异的生活场景中，感受到鲜活的自己。
在奥尔特加看来，大众时代是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一个“任其自然”的时代，几乎没人能够抵制来自艺术、思想、政治或社会习惯方面，那些浅薄而短暂的风潮，其结果就是修辞术的空前盛行——大众媒介的渲染、广告的诱惑、意见领袖的煽动。

一句派生于文艺青年的广告，“丽江，一个寻找艳遇的地方”，大众就去丽江寻找艳遇了；一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调侃，就真有人率性辞职，去旅行了；一句“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歌词，就让一滩死水和一片草原车水马龙；一条“原生态景区，拍出绝美大片”的短视频，就能让一个不是景区的景点，成为人满为患的网红打卡地……

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认为，大众感情和行为，富有传染性。大众的流行情绪和行为，多是属于自发的，常常突然发生，迅速传染和相互模仿。大众媒介有一种远距离的暗示，一种催眠的效果。而大众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就像进入催眠，有时只是一句悦耳的话，或一个被即时唤醒的形象，就可以引发大众的行动。

“大众社会的精神要求它无拘无束且唯我独尊，事实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是危险的，并且在原则上认为，没有人比其他任何人更优越。”奥尔特加认为，这就是“大众人”的信条。

因此，当我们自信满满地谈“大众旅游”的时候，我们可能过多地聚焦于大众光鲜的一面，而往往忽视了，大众也有“不服从”的一面。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而言，管理者总是希望将大众纳入一个整齐划一、和谐有序的景观化体系，因为那意味着无处不在的秩序和税收；而大众往往随心所欲地行使“自发性”和“自主性”选择权利，以实际行动反抗被安排、被组织、被支配的秩序，导致杂乱无章、不可协调、零碎化的现象出现，对管理者苦心谋划的秩序、流程发起挑战，造成冲击。这是大众消费的“潜隐剧本”，是支配与反抗的艺术。

比如，管理者总是想通过制定固化的旅游线路引导大众游客从善如流，但大众游客更喜欢脚踩油门放任自流；城市总希望通过打造品牌景区聚拢大众游客，带来大众消费，赚取大众利润，但大众却另辟蹊径，去地理边缘寻找他们想要的理想之地；前十年，当城市兴建星级酒店以款待旅客时，旅客却纷纷逃离城市，选择去乡村住宿，导致乡村民宿的兴起；当乡村民宿批量生产，严阵以待时，游客却选择了无人的荒野去露营；当一个个露营拔地而起时，游客似乎并不买账，他们更喜欢游牧式的野营……

大众对一切超越正常秩序之外的“在野之物”满怀兴趣，并由此兴起一种“野奢派”生活方式，“越野越光鲜”正在成为新旅游消费理念。

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旅游行业，也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消费领域——

影院总是缺少看电影的人，大众人都躺在自家沙发上用手机看电影；餐馆总是缺少食客，大众人都学会了叫外卖在家里吃；书店里看书的人比买书的人多，大众都选择上网购书；装修高档豪华的饭店被大众遗弃了，街边毫不起眼的苍蝇馆子成为网红餐厅；免税店或许够便宜，但海外代购更物美价廉……传统的商业经营模式被冲击得七零八落，有些沦为苟延残喘的观摩店，却产生不了足以维持其运营的实际利润。

大众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生活的安逸舒适，有趣好玩，物美价廉，但对于其原因却一无所知，没有这个兴趣，也没这个义务。游客不会关心海拔数千米的山顶上，为什么一瓶矿泉水卖10块，一碗泡面卖几十块。那些青筋暴露、汗流浃背的“挑山工”，对大众而言可能只是一道“英雄景观”，但大众不会想到跟自己多付出的餐饮费，有什么关联。

甚至，当听闻品牌景区破产或倒闭时，大众还能图个“报复性开心”——老天爷和老祖宗留给我们共有的遗产，你为什么要修个大门收门票？大众越来越不愿去正规景区，或许正是一种对高昂的“门票经济”的背离和惩罚。


张辉老师曾经说过，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大规模出境游时，证明这个国家的国内游供给出现了问题。

同理，当大众都背离正规的品牌景区，去所谓的“野景点”旅游时，说明正规的品牌景区供给模式出了问题——高价门票、各种变相收费、体验单一、同质化、疫情期间的限流、繁琐的安检排队、服务水平低质等，很多正规景区，不一定像想象的那么香——不去，终身遗憾；去了，遗憾终生。

如果去非正规景区旅游，能玩出个“景美价廉”和“新奇特炫”来，何乐而不为呢？过去人们怕“撞衫”，如今游客怕“撞景”，“去所有人都去的景区，那我得多平庸啊？”这是新旅游消费者的时代宣言。

“野景点”是未经官方认证的非法景区，是属于非正规经济形态。从供给-需求的逻辑来讲，先有大众对“野”的需求，且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客流，才有“野景点”存在的可能。不难想象，那些人迹罕见的地带，即便是人间仙境，也不会成为“野景点”，因为它缺少买卖双方的有效互动和互利。

无疑，非正规经济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人类发明贸易以来，非正规经济的“隐秘交易”就持续不断地存在于历史的阴影中，是或暗或明地躲藏于官方视野之外的民间自由贸易。

盗版、山寨、走私、偷渡等都属于非正规经济，它们之所以生生不息地存在，是因为有大众需求。因为正规经济的路走不通，或者即便能走通，但付出的代价太高，因而选择背离正规经济体系，秘密或半公开地在阴暗的角落里滋长。

在《走私：历史阴影中的隐秘交易》一书中，美国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关系研究者艾伦·L.卡拉斯认为，当一国的法律政策、贸易制度、政府垄断、较高的关税和税收，限制了一部分人由于资金积累不足、贫穷和其他原因，不能参与正当贸易获利时，为了生存，他们就会铤而走险，开展走私活动。

走私者想方设法不缴纳法律强制征收的税款，或者无视与货物和商品流动相关的禁令，只关心为自己赚取和积累利益，是摆脱贫困的一种手段。他们用冒险得来的收益，去改变自己和周围的人生存境况，却不顾及贩卖非法所得货物而产生的道德问题。

偷渡之所以发生，通常是因为个人或群体，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做出的选择，偷渡者“把自己作为走私品”，通常是从某个低收入国家，偷渡到另一个高收入社会来赚取更多的钱，从而提高他们个人或家庭的生活水平。

走私、偷渡和海盗之所以存在，是社会边缘群体生存的选择，也是因为，他们所走私或掠夺的货物存在需求，哪怕这种需求是非法的。

如果抛开走私者、偷渡者，甚至海盗对公平贸易、法律秩序和社会道德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大历史视野来看，艾伦·L.卡拉斯认为，那些用身家性命冒险的走私者、偷渡者和海盗，正是自由贸易的开拓者和国际贸易得以发展的先驱。

2005年，网络盗版音乐盛行。《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问罗大佑如何看待网络盗版时，罗大佑说，“假如这个世界还有盗版的存在，就说明人们还是有这个需求的。”罗大佑更担心的是，“这个世界上连想做盗版的人都没有了，那音乐就没有了。”

从这个意义而言，非正规经济的存在，恰恰是市场繁荣的另一面。

“野景点”之所以泛滥，恰恰说明即便在严重的疫情影响之下，旅游市场的消费需求尚在，它只是暂时被压抑了，部分外溢到了正规景区之外，直接催生了“野景点”的暴增。

智能手机刚刚兴起时，满大街都是卖山寨手机的，而那个时候也恰恰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手机市场群雄逐鹿、异常繁荣的时代。山寨手机的非法流通，一方面让贩卖、倒卖者获得了收益；另一方面，让低收入消费者以低廉的价格，享受到了智能手机的先进性。可以说，正是山寨手机开启了低收入群体的“智能启蒙”。

直到小米、锤子等国产智能手机“物美价廉”地进入大众消费者的手中，山寨手机才逐渐从市场上销声匿迹。也正是因为这些开拓者拉低了智能手机的价位，提高了智能手机的品位，国产智能手机才赢得国人的信赖和喜爱。如今，二手手机都很少有人用，更何况山寨手机。原因就在于，国产智能手机足够便宜，至少大部分都买得起。

同时，我们看到当年人头攒动的“中国科创第一村”——中关村，随着兜售盗版软件、盗版光盘、山寨手机、山寨笔记本电脑的人群从大街上消失，也开始陷入萧条。

因此，“物美价廉”的优质供给，才是巩固正规经济体系，抵消非正规经济的正途。只要通向光明的路是畅通的，人人都能平等共享，通向邪恶的路才无人问津。
无疑，在疫情及各种因素的冲击下，世界正在走向新一轮的经济大萧条。在大萧条时期会出现非正常的极端经济。当极端经济兴起时，参与“非正规经济”也会成为一种民间自救的选择。

既然有游客四处漫游，那些边缘地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原居民，何不利用身边自有的山水林湖田园等资源，来开辟一条谋生之道？对于“野景点”所在地方的居民而言，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他们本该享有的生存和发展权。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应该帮助其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而不是一棒子打死。

“野景点”存在的地方，往往都是那些偏远地带，这些地带，也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能否在保障“三线安全”——安全生产底线、生态安全底线、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将其顺势转化、培育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不失为一种可选路径。

君不见，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私设“包产到户”、私设“乡镇企业”，出现过私自“逃-港”，正是这些“私行为”，释放了大众的自发创造力，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开启了让中国国富民强的改革开放大幕。而在改革开放之前，它们都是非法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创新往往总是“自下而上”的。大众，行走的大众，发现好玩景致，创造新奇玩法，开拓新晋商机的能力，是坐在办公室的行业管理者和专家们，白头搔更短都想不到的，何不“以游客为中心来定义旅游”？

在我们的语境中，大众即群众，即人民。“大众性”即群体性，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即是“以大众为中心”。在扩大旅游消费，服务于国内大循环体系构建层面，应该尽可能地满足大众的旅游需求，而不是限制大众的有效流动。何不以“全域旅游”的理念，让有游客聚集的地方，顺其自然地处处成为景点？

对于大众游客而言，行走在祖国的土地上，更深入地认知“美丽中国”的辽阔版图和自然、文化遗产，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权利。我相信，走出来的“爱国情”和“自信心”，远比喊出来的真挚、深刻。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旅游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健全，旅游有效供给、优质供给、弹性供给更为丰富，大众旅游消费需求得到更好满足。

不妨将已成一定规模和市场影响力的“野景点”，当作“弹性供给”或“灵活供给”的储备来对待，协调其他部门帮其完善相关资质和手续，以应对特殊时期的供给不足。

“野景点”并不意味着撕开个口子就收门票，它也需要一定的服务配套和投入。那些非法运营者，即便是选择低成本运营，也不可能“空手套游客”，说不定已经投入了所有的原始积累。疫情之下时断时续、时好时坏的“游击战”式经营，已经让他们筋疲力尽。

特殊时期，如果采取比较包容性的机制和政策，旅游业或许还会保留可能快速恢复繁荣的基础。如果采取一刀切整治“野景点”，无疑将彻底熄灭旅游业的一息尚存——

疫情三年，对于大众而言，当通往正规景点的路被“熔断”，被“限流”，或许正是这些“野景点”满足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条件的去远方的、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无条件的，选择就近没去过的地方。

如果连“野景点”式的低端需求都不能满足大众，也根除不了“野蛮供给”，只能产生一种现象——

当你为大众关上一扇门，大众就会自发地凿开一扇窗。

或者套用罗大佑的话：如果有一天连“野景点”都没人私设了，那旅游也就没了。

因此，我们更应该深刻反思的是：游客为什么会选择去“野景点”？哪怕去一些基础配套，且存在安全风险的地方，却依然阻挡不了大众对旅游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