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易水文旅，ID：T-newmedia，作者：周易水

极端太有诱惑力了，它的确定性以及确定带来的自信，它的简单以及简单带来的省心，它的易辨识以及因为辨识度所迅速集结的情感群体，充满着无穷的诱惑力。从此不用在不同的观念之间颠沛流离，不用根据路况不断调整方向，不用经受自我怀疑的折磨，不用被渺小感经年累月地审判，这种人可能的确很幸福吧。

——刘瑜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2000年4月30日到5月1日，迷笛音乐学校校长张帆自己花5万元在学校礼堂办了个校内汇报演出，这就是第一届“迷笛音乐节”。这场自由松散的演出颇具乌托邦色彩，所有的乐队免费演出，不收门票，观众自由出入，现场还提供免费的啤酒和烤串。或许正由于这种自由、热烈、理想主义的色彩，迷笛开始被称为“中国的伍德斯托克”。这也是后来很多老乐迷都认为迷笛比国内其他音乐节更纯粹、更具情怀、更有号召力的历史情意结之一。

这一年距离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已过去31年。这场被李安导演称为“纯真年代的结束”的音乐节，因其奇迹般的自然、自由、爱与和平营造出的近乎乌托邦的空间，早已成为传奇，甚至已经在1999年的一场骚乱后开始走向自身的反面。李安在2009年拍摄了一部名为《制造伍德斯托克》的电影，较为真实地表现了当年音乐节的经过。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广泛存在的误解。伍德斯托克是个地名，是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小镇，但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并不是在伍德斯托克镇举办的，而是在据此60多公里远的一个叫白湖的地方举办。

那为什么叫“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呢？是因为当年音乐节的4位创始人成立的公司名字叫“伍德斯托克冒险计划”。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伍德斯托克镇在当时就已较有名气，那里艺术气氛浓厚，当时许多著名的摇滚明星都住在这里，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

虽然后来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作为重要的文化事件留名青史，但几位创始人起初可能还并未足够认识到它的价值。上世纪60年代，美国左翼青年文化运动兴盛，这与二战后美国经济富足、婴儿潮一代消费需求上涨、反战、民权运动等多种因素有关。青年文化不仅在文化领域风起云涌，也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美国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一书里写道：

摇滚乐变成了一个极其有利可图的庞大行业，几乎专为“青年文化”服务——这是一个以1950年以后富裕的美国社会为基础，由11岁至25岁青年人组成的新市场。

首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售票的，而且计划中的利润率相当高。但音乐节举办的过程一波三折，尤其是中间经历了地点的更改。改地点的原因则是遭到当地居民和政府的强烈反对。

音乐节最初计划的举办地是纽约州一个叫沃克尔的小镇，并已经开始大力宣传和售票。但当地居民对音乐节可能带来的影响心存疑虑，非常抗拒，比如奇装异服的嬉皮士、当时美国泛滥的毒品问题、噪音、环境污染等等。居民把怒火发泄到租给音乐节场地的主人（也是当地人）身上，甚至威胁要拆毁他的住房。在居民的强烈抗议下，当地政府在音乐节筹备启动四个月之后，正式回绝了组织者的活动申请，理由是活动计划不完善。

不知道当地后来有没有后悔过这个决定。但在1969年的夏天，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被迫临时更改场地。这时，纽约州苏利文县贝塞尔镇白湖地区一个度假村的小老板，听说了音乐节危机的消息后主动联系了主办方，并协助联系了当地一个农场作为音乐节新的主办地。这就是最终造就神话的那个地方。而那个原本濒临倒闭的度假村也因为此次音乐节而度过了危机，后来还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去“朝圣”，算是文旅融合的一次典范样本。

但事情推进起来也并不那么顺利，主要原因还是当地居民的反对，特别是当人们知道原本沃克尔的反抗行动之后。近800名当地居民在一份请愿书上签了名，要求当地政府取消音乐会。与沃克尔不同的是，贝塞尔镇的政府并不反对音乐节。愤怒的居民决定在音乐节开始的前一天在来此地必经的公路上组成人墙，阻挡外来的乐迷。不过，由于从各地来的人太多，人墙并不起作用。最后，在1969年8月15日到8月18日,一共有40万人在这里参加了这场被载入史册的音乐狂欢。

1969年，当时的美国，55万美国士兵被派赴越南战场，每个月平均有800名士兵被杀，国内反战情绪浓烈，也一度使美国陷入狂乱。

横空出世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响亮地提出了一个口号——3 Days of Peace&Music（三天的和平与音乐），人们在那里尽情放松、相拥狂欢、发呆冥想、沉醉不返。“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或许在那一刻得到最好的注解。其后，无数摇滚青年心目中也镌刻上了那句经典评价——“只有一次，音乐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

不过，从首届伍德斯托克一波三折的举办过程中，可以发现，即使是在当时美国较为宽松和多元化的社会氛围里，在摇滚乐是当时美国社会主流音乐形式的情况下，举办一场摇滚音乐节也需要与举办地政府、居民进行多方博弈亦或沟通，并因其可能造成的交通、污染、噪音等问题，受到一定的质疑和抵抗。

但有意思的是，在几十年后，当时曾有大量居民反对举办伍德斯托克的贝塞尔镇，却已经把这场音乐节看成本地的骄傲，特别是融合当地的气质。1996年，这里建立了“贝塞尔森林艺术中心”，就位于当年音乐节举办地，旁边还建造了伍德斯托克博物馆。近些年，那里也拼命主打1969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原举办地的招牌，还曾试图再次以伍德斯托克的名义举办音乐节。

同时，跟当年音乐节没什么关系的伍德斯托克镇，因为那场音乐节而名气大涨，很多人以为这里是举办地，来自全世界的乐迷纷纷来此打卡，而伍德斯托克镇也借机把围绕音乐艺术演出为主的休闲度假旅游产业发展至今。

伍德斯托克成为一种IP，但李安的电影《制造伍德斯托克》票房不佳，名气也不大（在此之前他刚拍完《色戒》），他在一次访谈中自嘲这部电影“没人看”。或许他也明白，属于那个年代的情怀早已失去了市场。人间烟火需要白衣飘飘来点缀，但白衣飘飘要去驾驭人间烟火并不明智。

虽然1969年的音乐节非常成功，但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该音乐节只在1994年、1999年又举办了两次，而且1999年那次还因臭名昭著差点毁了伍德斯托克一世英名：过度商业化而在组织上又不足够精心，留下的是一个惨痛教训。

这两次音乐节的主要举办者迈克尔•朗是当年的四位举办人之一，举办的目的就是为了纪念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重现当年风采，也希望通过商业化狠赚一把。1994年那场相对来说还算平稳。但1999年那场堪称灾难，暴乱、纵火、强奸，音乐节成了犯罪现场，事后共有44人被捕，上报8起强奸案，超过1万人需要到医院接受治疗。后来追索的原因包括天气炎热、物价高、入侵暴力、组织松散以及缺乏良好的物流等等。Netflix甚至专门拍了一部纪录片《全面失控：1999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一篇报道中写道，“三晚四天过去后，把美国主流社会中对嬉皮文化残存的好感抹杀殆尽”。

此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再未举办过。尴尬的是，在2009年和2019年，迈克尔•朗都试图举办伍德斯托克40周年、50周年的纪念演出，一度大张旗鼓地宣传，但后来都由于找不到赞助商而取消。今年，韩国曾试图引入伍德斯托克，举办2023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艺术博览会，但后来也因为卖不动票而被取消。

作为音乐节的伍德斯托克消失了，但作为“符号”的伍德斯托克还在全世界游荡。它曾是20世纪60年代营造的乌托邦幻想，如今萦绕在21世纪裂变后的世界上，造成了多少纠结与错位，已不是它所能想象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鲍德里亚提出消费社会理论并进行深潜研究以来，消费社会作为一种理论话语持续发酵，当代诸多西方学者乐于将消费社会与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就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

在消费社会中，物的实用性消退，物的非实用性浮出水面。由于被消费物已经在实用功能的意义上全面满足了人的需求和欲望，整个资本主义的消费开始由物的有用性消费过渡到物的符号性消费，符号价值代替了使用价值。

至于现代消费场域中的摇滚，是姓社还是姓资，有过不少讨论和争议，即使在西方对此类问题也是乐此不疲。

戴夫•哈克在《物有所值》中旗帜鲜明地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分析摇滚，认为它是“工人阶级文化”；而保尔•约翰逊则在《新政治家》中将摇滚视为资产阶级的阴谋，其目的是使人们“沉溺于其中而麻木不仁，懒散不堪并脱离实际”。至于那些看了几期《乐队的夏天》，就自我加封为老rocker的，或许也就想顺手贴个文艺标签。哦，我的老baby，你还真有点小可爱。

前《滚石》专栏作家戴维•道尔顿曾说：“如今的人们再也不可能抱着改变世界的幻想去参加音乐节了。”

一襟晚照，多想无益。也许，多年后你会发现，能够没心没肺地生活在消费社会，就足以让你热泪盈眶。